从考古资料看李白出生江油

从考古资料看李白出生江油

——兼谈李白族属问题黄石林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经过历史上的“山东说”与“巴蜀说”以及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郭沫若先生《李白与杜甫》中提出的“西域说”，共是三个地望的学说争论。举足重轻的裴斐先生《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谈李白的籍贯问题》一文的出现，可谓尘埃渐次落定。李白出生巴蜀，为绵州昌隆青莲乡人氏，为大多数研究李白的学者认同。与此同时，一度由郭沫若先生“碎叶”结论引起的“法定权威”影响，大量的文学史、作品选、辞典条目，均从郭说的现象亦开始逐步更改和纠正。李白的出生问题是否就此解决，与此相关的李白的族属问题是否解决?裴斐先生的论据固然颇具说服力，他的结论从籍贯沿习作出“李白有冒称祖籍陇西的理由，却断无冒称出生蜀中的理由”，以及“除非发现足以将魏、李、刘、范诸人的记载推翻的新资料……”。一语的提出，雄辩地，科学地提出了“巴蜀说”不可逾越，不容否定的充分论据，而这也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裴先生的“新资料”，应该说在已掌握的文献中不可能发现了，从唐代到现代，能够搜求到关于李白生世的只言片语，已被众多的李白研究学者反复采用，罗列比较，寻瑕求疵，旁征博引得淋漓尽致。

那么何能“柳岸花明又一村呢?”窃以为这资料只有“考古资料”即实物资料，地层资料。

要证史、纠偏，除非在现存实物中发现有关李白的资料，地层中发现李白的遗物，发现碑刻，发现有关李白家世的墓志铭，才能最后无可辩驳地让人信服地“盖棺论定”。

裴先生巧妙地请“它说”拿出这一“新资料”来，否则“要推翻这个千百年来妇孺皆知的历史结论而另立新说，窃以为根本不可能。”应该说，这是裴文最有力的一根支柱!

我们知道，关于“三代”的断代工程，是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现商代甲骨后根据对甲骨文近一个世纪的研究，才最后将《史记》中的疑窦解决的。而“三代”中的“夏”文化，由于无实物可考，直到今天，从“二里头文化”着手才始见端倪，逐步明朗起来，开始与文献相互印证，理顺脉络。

而唐代名宦高力士的墓葬，墓志铭的发现，又彻底解决了高力士其人其事的烟瘴……那么，请从考古资料中抽一丝半片有关李白生于碎叶，生于今天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物证资料或地层资料来，否则，肯定是立不住脚根的。正如裴斐文中最后说的，如果有，“那么真是轰动新闻了。”

而回过头来，我们又问，请出示李白生于巴蜀，生于今天江油的实物资料、地层资料来。如果有，那当然，有关李白出生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如果没有，那么，即使不能从文献记载中推翻李白生于巴蜀江油的定论，也是否还是欠缺一点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呢?我们回答，应该是这样，但也不尽然非这样不可。

考古资料，地层实物，地面遗物，要证明一个大文化范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数量多，分布广。而要证明一个专题，即象李白的家世问题，就谈何容易了。

但是，要从大文化着手，解决一个历史人物存在的依据，存在的条件，存在的经济文化氛围，甚而至于映证该人物的文献中地域等，则相对容易得多，而由此结合文献，再来证史，也应该是无可挑剔的。

近年以来，围绕李白出身于江油这一结论，以及其族属，笔者对其相关条件的考古资料作了以下研究。

一、有关李白出生地的物证资料

在比较一致且可信度较大的魏、李、刘、范诸人的记载中，罗列关键的字句是：1、“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魏颢《李翰林集序》)；2、“神龙之始，逃归于蜀。(李冰《草堂集序》)；3、“广汉人”  (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4、“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

蜀自然是今天四川的简称，广汉为郡名，在唐代，郡是大于州和县的一级行政单位。  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设置广汉郡，其属县、道共13个，其中的涪县境含今彰明，刚氐道辖今江油县地，可见广汉即包括了现江油的地带也即原彰明和江油及绵阳、平武的一部分的四川内较大的地区。

而宋人杜田《杜诗补遗》所引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却直接写道：“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这就进而将较大范围广汉郡之地确切为广汉属地彰明了。

那么，彰明一地是否有地域变迁的历史依据呢?据记载，彰明为东晋宁康太元间(公元373一396年)自白沙戌移汉昌县侨理而成。西魏废帝(公元552～553年)改为昌隆县。玄宗先天六年(公元712年)避讳改昌隆名为昌明，五代十国中后唐庄宗国光六年(公元923年)避父国昌讳改昌明为彰明。只要找到有关这一变化的实证资料，就可以证明这一县名变化与记载是吻合的。1995年，我们在江油的龙凤镇云龙塔下发现我市最为完整的一处唐代摩崖纪年佛像，其年代从初唐到晚唐，计历武德、贞观、神龙、开元、天宝、乾元、贞元、乾宁等，其中，在武德纪年中有昌隆县某某人氏等题记。

此处为磐江、涪江交汇之处，江面开阔，水势浩荡，集中这样多唐代纪年题刻，说明在当时，此处必定为一水陆码头，与之相对的九岭、青莲商贸发达之况也可见一斑。重要的是，在证史问题上，说明存在诞生李白的唐代昌隆县，即后来的昌明，彰明实属不谬了。

在李白纪念馆共保存有三块宋碑，一为淳化三年(994年)的《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碑并序》，一为熙宁元祀戊申年(1068年)的《敕赐中和大明寺住持记》，一为宣和五年(1124年)的《谪仙祠堂记》碑，记载李白家世的碑文分别为：1、“先生讳白字太白，事迹已具范传正姑熟碑及李阳冰文集序矣。……今旧宅已为浮图者居之……”。2、  “唐第七主玄宗朝，翰林学士李白，字太白，少为当县小吏，后上此山。读书于乔松滴翠之坪有十载。”3、“至于陇西之故，在彰明有旧第，其迹颐然，历历可考。”这三块宋碑，根据它的形制，记载内容，剥蚀程度，专家考证，是确凿无误的。

那么，唐玄宗(756年)至宋太宗淳化五年时(994)不过238年光景，犹如我们现在查询记录，清高宗乾隆26年之事(乾隆共60年，1736～1795)，其误差肯定不会是太大的了。

可以这么说，在其他地方没有找到这样多且年代相近的实物资料之前，从科学的态度来看，结合文献，无论如何也不能推翻李白出身江油这一论断的。

二、有关李白出生地的相关文化物证资料。

1983年6月，江油市文管所在原彰明县城北街清理了一个宋代窖藏，在一大批宋代铜器窖藏中，发现宋徽宗瘦金体的“大观通宝”和“崇宁通宝”，证明此窖藏为北宋时所为。值得一题是窖藏中有一件“太白醉酒”石雕笔洗，太白身着宽衣大袖，敞胸腆腹，狂放不羁，飘逸之态俨然，笔洗上覆一荷叶盖，寓意青莲。此件文物被省有关专家及笔者论定为李白故里出土最早的“太白醉酒图”，同窖出土的尚有韩愈句的“进德修业”铜印一枚，“读书得新功，来雁寄君字”钢印一枚，铜质象棋二副。可见窖主对唐文化的仰慕和对李白的崇敬。毫无疑问地表明，从宋代起，故乡的人们对这位“酒中仙”的追思与怀想之情。

1986年3月在李白游踪的江油市三合镇“白至村”，一次性地发现唐代窖藏钱币，整整130多斤开元钱出土，说明“白至村”在唐代，经贸交往之繁盛。白至村传说因李白至而得名，倘一点唐文化的痕迹也没有，何能白至？反之，白至就也不属无稽之谈了。

1987年3月，在李白故里青莲相邻的九岭、方水二乡，发现多次上限为南朝，下限为北宋，以唐器最为丰富的古瓷窑遗址。经与省考古队、北大考古队联合发掘清理，共发掘两处唐代龙窑出土瓷器标本中，有一大批唐代的茶具、酒具，其中有带茶盎的茶碗，可谓川中盖碗茶的滥觞。还有各式酒杯、短流壶等酒具，这一瓷窑的发现说明了在唐代，李白故里茶酒文化的兴旺发达。李白“酒仙”的雅号，若无故乡酒文化的薰陶，肯定是形不成的，同时也正因为故乡酒文化的浓郁，造就了一代酒仙。这是相辅相成，顺理成章之事。此外，由于存在众多的茶具，那么白居易诗中的“渴饮一盏绿昌明”，即昌明产好茶，也就是有依据之事了，茶酒历来相依，是中国的两大饮食文化源泉，有这样深厚的唐文化作依托，唐代江油作为产生李白这样的大诗人就是有其渊源的了。

同时，以上考古资料还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迁居江油的李客，确实是商贸使然，要知道在古代，涪水之利是整个川西北最大的交通要素，沿涪水行舟可进入长江，直达江南。整个川西北的山货土产、药材、毛皮俱可沿江运出，而成都，乃至江南的铁铜之器，日用之器，食盐锦帛等俱可沿江而上进入山区各地，其中的获利可想而知。这也正是李客一家住于磐、涪之滨的最好说明。

可以得出结论，从出土文物看来，唐代的彰明、青莲等地，文化发达、商贸繁盛，确实具备了产生李白这个盛唐大诗人的物质文化基础，也具备了使他能隐于，岷山之阳(即大匡山)读书学剑十载及日后“日散千金”的财富获取来源的。

三、兼谈李白族属问题

由于有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隋未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之语，接合“神龙”“神功”之疑，而引出李白出生年代及地方问题，以及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问题。

于是1930年9月，冯承钧在《唐代华北蕃胡考》一文中提出李白是生于西域的异族(即非汉族人)。而1936年3月，胡怀琛在《李太白的国籍问题》一文中，结合《新唐书》卷四三下《地望七下》中的“碎叶”和“(条支都督府)诃达罗支国”即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中的“素支”和“咀逻私城”。并根据《大唐西域记》中有关“咀逻私城”以南十余里有座三百多户汉人居住的“小孤城”的记载，进一步推测李白的先祖为其中的一户，于是断定李白本人是“突厥化的汉人”。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文中，依据“范碑”和“李序”即定论李白生于西域碎叶。但未定李白胡汉身份。

窃以为，一房被窜于碎叶并非空穴来风，但据此定李白为异族，并以能识蕃书佐证就未免有牵强之嫌。

关于李白的生年，王琦的主要依据是李白于肃宗至德二载(757)所作《为宋中丞自荐表》中，自称“年五十有七”，以此上推，其生年当在武后大足元年(701)。此说各家均无异议。

可是，李白会否将年龄说得不准呢?岂不容存疑乎?若从五岁入蜀说，则李白之父将五岁之幼年李白从遥远的西域带回巴蜀昌隆能顺利逃归么?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和艰苦的地域环境，少说也要施它一年半载，向使顺利归家，又焉有时间和条件使其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呢?更近一层，倘这一家为异族胡人，那么，学习汉语还来不及呢，那有其《秋于敬亭送从姪耑游庐山序》中写的“余少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的可能呢?

可见，异族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大熔炉，从远古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溶合，到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的溶合，无一不是各民族交融而形成的。

现江油一带在唐时，处于一个民族走廊地带，即西北高原的民族不断侵袭巴蜀内地，巴蜀内地不断奔走外境的状况之中。据记载，唐代吐蕃势力非常强盛，很长一段时间现江油、平武、松藩一带均被吐蕃攻占，强行同化。现存的氐人后裔白马藏民，就是那个时间被吐蕃化的。直到明末清初，这一带还是汉氐杂居，在这一环境中能识番书的李白就不足为怪了。

再者李客一家既为西域巨商，要做生意能不学习他民族语言么?我们今天所见旅游区的山民不也能久之便习一口流利外语么?能据此说他们是外国人么?我以为，李白的族属问题是无庸赘言了。